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反过来，君主又必须持续不懈地操术行法，才能保持和巩固权势。这一酷法是焚书坑儒的法律依据。

他肯许尊主卑臣这一条，认为是百家弗能改也。即是说，它们所指称的均为学术史上的法家学说或法家人物。然而，从学说而论，民本位的君主论还是比君本位的君主论来得理性一些、人民性一些、政治文明一些。多年来，法学界贡献了诸多关于现代法治是什么的优秀著述，通过年复一年的普法教育，已然深入人心。四库馆臣们把这些研究刑名法术的作品归入法家类，又做了明确的区别。

这一点，商鞅、韩非自己都有阐述。首先，作为先秦诸子百家学派之一的法家词义，有 17 处。[58]现实中的政体，统治者更可能兼顾自身利益和共同体利益。

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我约束的、共同自由的道德社会。在王霸大一统中，皇帝自然希望世世代代统治，然而，与他联合的官僚并非与皇帝一条心。[138]旧中国一直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差序社会，礼治秩序可以使得每个人在群体中有适当的位置，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然而，中国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造就原子化的个人，可能是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原来以家庭为核心的差序社会变成了除了家庭和家族之外以师生、同学、战友、老乡等各种社会关系为媒介的新差序格局。[49]屈民而伸君就是要求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国君即皇帝，这是董仲舒对历史教训的一个重要总结。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新中国三十年建设时期的主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专政，法治观念较为淡薄，也没有关于中华法系的讨论。

195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庄严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新法系也有可能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影响，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型法治早就不能有效运行，已经被回应型法治所替代。柯华庆主编：《党规学》，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其党员代表们也参与到国家政权中，无党派也参与国家政权。

党的全面领导的大一统不同于君主专制的大一统，人民共和的大一统不同于王霸的大一统。人民之间有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国家法律进行规范调节。当今中国社会，既有家庭本位的伦理，也有个人主义本位的伦理，还有共产主义本位的伦理。法律以人类的恶根性为出发点。

[88]（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与人的基因不同，出生家庭、出生时代和出生地理位置都不同，用完全同样的规则治理好是不现实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4，中华新法系是开放包容的。

但国家权力来自哪里呢？国家权力来自于全体国民，全体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构成国家权力，所以只有权利与义务在各类不同国民之间的分配，哪一类人得到的权利更多一些哪一类人负担的义务更多一些的问题。外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中国与封建主义中国的区别看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而非国家政权本身。从1904―1911年，初步制定了数十部法律文本，涉及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行政法等诸多部门法领域。也就是说，两种大一统所依靠的力量不同，社会主义大一统依靠的是最广大人民，封建主义大一统依靠的是少数贵族。它们对知识分子力量之理性化的认识也不同，孟子对世道常情的冷漠思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同于毛泽东的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是劳动者养活了那些做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只是受了些教育，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和汉武帝的内修法度实现了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的有机结合，从此西周礼治文明与秦帝国法治文明合二为一，奠定了两千年中华旧法系：在儒家思想道德至上指导下通过礼和法来治理国家。[30]阶级在马克思理论中主要是经济概念。

[52] 王霸大一统与礼法并重可以用中华文明是复合型文明来解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下，不少知识分子要求恢复儒家的地位和孔子的至圣先师地位，这是对社会主义大一统与封建主义大一统的混淆。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君臣有义，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人们一再看到，异族局部或全部占领下的中国或四分五裂的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恢复了过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又变成具有同一文化的、统一的独立国家。然而，自由与幸福又是每个人的，家、国、人类的存在都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只能是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因此，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决定了中国的法治结构是党规与国法并行的二元法治。其基本精神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家族秩序和行为规范，也就是礼。

[10]李次山认为，中华法系之特质有六个方面：为农业生活的法系。或今方盛行，而道源甚近。

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地球的主人，就在于人类在经验和实验中积累知识。[123] 中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有两个境界，两个境界分别是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

所以天道观念不可能是中华法系的基因，不可能传承下去，不可能被当作中华新法系的特征。共产主义不是大同社会，社会主义也不是小康社会。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农本主义是指中华旧法系保护农业和重农抑商。他曾先后出版《中国法律发达史》（1930年）、《中国法律思想史》（1936年）和《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的影响》（1937年）等重要著作。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42]。

中华旧法系的道德至上和礼法并重二元法治结构产生的治理顺序是德、礼、法、刑，在中华新法系中新生为道德、党规、国法的排序。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蒋介石政权则复辟到新封建主义，儒家传统的影响更深。中国共产党是各行各业各层次的先进分子通过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党，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是基石，党的领导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再次统一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是党规国法一体的两层楼结构，党导法规是楼梯，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连接起来，党导法规作为楼梯从法律上保证党的全面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的统一，真正使得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